《政府工作报告》藏惊天秘密：中国发展模式要变天？！

“投资于人”：中国发展模式的再次转型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提法是“强化宏观政策民生导向”，并强调要“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 这一转变意义重大，它标志着中国发展模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

过去，政府投资更多地侧重于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即“投资于事”。 虽然民生领域也获得了一定的资金支持，但将“投资于人”提升到如此重要的战略高度，尚属首次。

在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这一转变显得尤为关键。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已持续数十年，目前城镇人口已超过9亿。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那么“投资于人”又将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它将如何影响城乡融合发展？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了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监事、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樊杰，请他从专业角度解读这一重要战略。 樊杰解读“投资于人”与新型城镇化

樊杰研究员长期从事区域发展和国土空间规划领域的研究和战略咨询工作，对国土空间布局和新型城镇化有着深入研究和深刻理解。 他认为，“投资于人”这一提法，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更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一战略的提出，不仅是对过去发展模式的反思，更是对未来发展方向的积极探索。 在接下来的访谈中，樊杰将从多个角度深入剖析“投资于人”的内涵、意义以及具体实施路径。 “以人为中心”：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

城市演变与“投资于人”的关联

樊杰认为，将发展重心转向“以人为中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选择。 过去，中国在经济发展模式上进行了重大转型，逐步摆脱了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传统模式，转向高质量发展。 在当前阶段，我们需要再次转型，将“以人为中心”置于更突出的位置。

从城市发展史来看，最初的城市是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的聚集地，其发展以追求经济效益为导向，并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从而推动了城镇化进程。 可以说，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然而，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其功能不再局限于生产。 人们开始将城市视为追求更高生活福祉的空间载体。 因此，“投资于人”符合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最终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投资于人”的现实意义与战略远见

当前提出“投资于人”的政策导向，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需求。 中国要在135万亿元的经济总量基础上维持5%的增速，扩大内需无疑是重要的抓手。 城市化地区是需求的主要集中地，“投资于人”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并创造新的消费力。

从长远来看，“投资于人”是布局未来竞争的战略远见。 现代产业发展由科技创新驱动，而科技创新的核心在于人才。 因此，人才培育以及打造具有人才吸引力的城市，已成为各城市乃至各国的共识。 过去，人们常说“人随产业走”，未来则可能是“产业随人（才）走”，城市会在人才培育方面投入更多资金资源。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探索

更重要的是，“投资于人”的政策，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投资于人”具有长期的战略性效应，涉及全民的共同福祉和公平，而这些方面往往是市场的薄弱环节。 在我国治理体系中，长期需要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创举，也是一次根本性的重大转型。 “投资于人”的具体落地：教育、就业、养老优先

樊杰认为，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应围绕“一生之城”的理念来规划和建设城市，重点关注人的生命周期中的几个关键阶段——教育、就业、养老。 当然，医疗和住房也是贯穿一生的重要环节，同样需要关注。

教育：人生成长的起点

教育是人生成长的起点，无论是普惠性教育还是精英教育，都是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未来，普惠性教育的覆盖面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同时要继续提高免费教育的质量，确保每个人都能接受优质的基础教育。 而精英教育则需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调作用，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

但教育的品质不应仅仅以升学率来衡量，而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

就业：适应产业转型

从学校毕业后即进入就业阶段，继续教育应贯穿于就业的全过程中。 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和科技革命的推进，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就业市场发生了深刻变化。

未来，年轻人需要就业、需要有稳定的收入，必须适应产业转型。 人力资本的投入无疑会成为未来整个社会的重要方向，以帮助劳动者适应新的就业环境。

养老：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养老不仅是对老年人的服务，更是一种消费。 老年人在退休后积累了财富，他们的消费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应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创造更多适合老年人的消费场景，鼓励老年人合理消费，同时也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 “投资于人”面临的挑战：精准满足多样化需求

樊杰指出，城市是一个包容的空间，由多样化的人群构成。 “投资于人”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在这样一个复杂且多元的环境中，精准、精细、有效地满足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求。

治理能力与体系的转变

我们距离现代化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还有一定差距，未来围绕“投资于人”这一复杂的系统，需要更强的治理能力。 城市的管理体系要作出相应转变，否则难以适应发展目标的变化。

城市管理者的学习与思维转变

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也要不断加强学习，在此基础上，需要强有力的制度来约束和指导，但更重要的是思维的转变。 农业人口进城：就业是关键

樊杰强调，在讨论农业人口市民化问题时，必须首先关注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就业问题，这是一个客观现实。

就业形势与劳动力需求变化

当前，经济发展态势直接关联着就业形势。 若经济增长不及预期，就业岗位数量便会受限。 现在不仅是农民工面临就业问题，城市子女甚至大学毕业生也面临同样的挑战。

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已悄然变化。 过去，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建筑、城市服务（如安保、家政、餐饮等），以及一些城市人不愿从事的重污染产业等领域。 如今，建筑业因房地产市场形势变化，吸纳就业的能力减弱，导致大量农民工返乡。

这意味着传统的就业吸纳渠道逐渐收窄，农民工需要寻找新的就业方向。 而城市新兴产业的发展，尚未能完全承接这部分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市场供需匹配度面临挑战。

城市财政压力与公共服务挑战

另外，对于城市政府而言，有限的财政能力难以承载为更多农民工子女提供就学、就医等公共服务的重任。 尤其在地方财政压力较大的时候，如何平衡公共服务的投入与产出效益，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考量。

城乡融合发展：解决之道

在此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成为关键命题。 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共同富裕，不仅能缓解城市因城乡差距而承担的负担，还能助力乡村振兴，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保障农民利益：制度改革是关键

长期以来，城乡差距是推动农民工进城的重要因素。“城市好农村差”的局面使得农民工渴望通过进城务工，以此获取更高收入和更好生活条件。然而，当农村发展逐渐赶上甚至在某些地区超越城市时，城市化的“原动力”就消失了。比如农民工即便在县城打工，也依然可以选择居住在乡村。

实际上，在过去城市化过程中，存在对农民利益照顾不足的问题。例如，土地是农民最大的资产，但城市扩张占用农村土地时，农民未能获得应有的土地收益份额，且农业产品在产业链底端，价格低、收益少。未来需改革相关制度，让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获得应得的收益。

系统部署政策：推动新型城镇化

而要真正解决农民工进城过程中的堵点和难点，需要从就业、住房、公共服务等多方面综合考虑，系统部署政策，推动新型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 AI冲击就业：科技应用要有规划

樊杰提到，“投资于人”很重要的一点是就业，但当前在人工智能的冲击下，不少岗位面临“被取代”的风险。

科技进步的“双刃剑”效应

当前，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正深刻改变着就业格局。 我们需认识到，人工智能等科技进步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伴随着不容忽视的挑战。

有组织、有规划地进行科技研发和应用

在讨论科技进步时，人们往往容易片面地强调其好的一面或差的一面，而忽视了其两面性。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利有弊，关键在于用政策去扬长避短。

回顾历史，从爱因斯坦发现质能关系规律引发的关于原子弹的讨论，到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中展现工人在工业化时期的生产困境，

这些都警示着我们科技进步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在当前的人工智能浪潮下，就业冲击是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 我们不能简单放任科技发展，而应有组织、有规划地进行科技研发和应用。 在制定科技发展战略时，要充分评估其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就业影响，综合考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科学评估影响，制定综合战略

面对AI对就业的冲击，首先要科学客观地评估其影响，制定综合考量多种效益的战略规划。

辅助决策中的合理定位

其次，要认识到科技应用中存在多种方案，不能简单地将决策权完全交给智能化，而应结合其他方案，确保科技在辅助决策中的合理定位。

治理能力现代化与科技发展协调统一

有些企业过度渲染智能化的未来，却忽略了社会维度的考量。 若社会管理能够达到一定水平，或许无需依赖复杂的科技手段来解决问题。 在迈向现代化的征程中，不仅要发展科技，也要推进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以确保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协调统一。

通过科学规划、综合评估和现代化治理，我们可以在科技进步与就业稳定之间找到平衡，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